三年解放战争之后，蒋介石败北台湾，临行前运走了国内几乎绝大多数黄金储备，留下一个被军阀、财阀们洗劫一空、破破烂烂的中国。
当时国内物价飞涨，老百姓民不聊生，整个国家的城市经济完全处于崩溃失序的状态。中国共产党接手后，却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迅速遏制了通胀，将国民经济拉回到正常轨道，并且快速发展起来。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我党是如何收拾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的。
01
烂摊子是如何形成的
要解决问题，先要了解问题的成因。咱们先说说这个国民党留下的这个烂摊子是如何形成的。简单来说就是打仗打的。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朋友们都知道，自从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也好，北洋军政府也罢，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外作战怎么打怎么输，然后就是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不仅赔出去大量真金白银，还把国内的市场和原材料无条件向帝国主义国家放开。
部分不平等条约
这种无条件开放的结果就是大量廉价工业品涌入国内，国内的手工业产品没有任何竞争力。那个时候进口货就是“又好又便宜”的代名词。很多东西都带个“洋”字，什么洋伞、洋装甚至连火柴都叫“洋火”。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经济自然是一塌糊涂。更要命的是，国内战火肆虐，从八年抗日战争到三年解放战争一直没消停。要知道，打仗是最烧钱的事，装备、补给、军饷，哪样不要钱？
打仗的钱从哪儿来？要么农业要么工业。国民党控制的地域大部分是城市，农村很少，所以他们如果想指望农业攒点钱去打仗基本不可能。
至于工业就更惨了，前面说过，因为无条件开放市场，工业一塌糊涂，全是从别人那买东西，而且中国也不像俄罗斯或者中东盛产石油天然气，所以能卖给别人的东西少的可怜。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外输出的支柱产品只有两样：猪鬃和桐油！
只要稍微有点常识都能想象的出来，靠这玩意肯定是养不起军队的，所以国民党打仗主要就靠两样，一是美国援助，二是印钱。
蒋介石与麦克阿瑟（图片来自网络）
当然，美国也不是慈善家，援助蒋介石是为了能签订更多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取更多的利益，这些不平等条约对经济的恶化大多是间接的、隐性的。
对经济影响最直接、冲击最大的就是印钱。经济学规律告诉我们，社会生产出来的产品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超发货币一定会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印钱实质上就是在洗劫民间财富！
蒋介石政府到了这个时候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拼命印钱。疯狂到啥地步呢？1948年初在北平（现在的北京）买一个鸡蛋要24斤法币，注意我们的单位，是斤！24斤纸币才能换一个鸡蛋回来；1斤玉米面则需要100斤法币。买一尺布所需要的的法币首尾相连足足有1500米！
工厂工人在领工资（法币）
当时有一个造纸厂把法币拿来碎掉作为造纸的原材料，居然还狠狠地赚了一大笔。通货膨胀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
到了这个份上，社会上本来就寥寥无几的工商业者更不愿意搞实业了，全部跑去搞投机倒把倒买倒卖。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这么一个状态，能靠得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大资本家在倒腾黄金、军火和外汇，稍微次一点的在社会上倒腾民用物资囤积居奇，唯一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吃不好穿不好。
到解放战争的尾声，我党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城市，最终赶走了国民党，但是如本文开篇所说，国民党在逃亡时带走了大量的黄金和白银，只给我们留下一个空壳子。
上海解放的时候，国民党的央行里只剩下6180两黄金、154万枚银币以及少量外币。这点钱别说全国了，连维持上海的正常城市运转都费劲。
面对这样的空壳子，烂摊子，正式接管城市的共产党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02
乱局用重典
在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场景往往是解放军进城了，老百姓马上就过上好日子了，这其实是不真实的。在现实中，我党在接管城市后，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都还在那摆着，需要我们一个一个去解决。
城市管理不同于农村，需要大量的专职人员，比如维持社会秩序的警察，维护电力、用水、交通等公共事业的技术和管理人员，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政府工作人员等等。
这些人不像农村的农民，农民的特点是只要自己劳动就有收入（地里的庄稼或者塘里的鱼虾）。而这些专职人员是需要靠政府财政发工资养活。我党接管城市之后也必须从财政中拿钱出来给这些人发工资，同时还有大量公共事业的支出。哪怕你刚接手不搞建设，维护总要搞吧？
但前面也说了，国民党跑路的时候把真金白银都带走了，我党从国民党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空壳子，根本没有钱来维持正常运转。
所以，为了快速稳定局面，在接管城市的初期，一般都实施军管。利用军事暴力工具迅速没收官僚资本的资产改为国有，快速恢复正常生产，充实国库。
在这里要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共产党对资本主义是持一分为二的态度来看待的，简单来说就是把资本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
所谓官僚资本就是蒋介石政府期间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被帝国主义所豢养，在国内替帝国主义牟取利益的买办资本。而民族资本就是我们俗称的小资产者，他们不具有买办特性，与封建主义相比是相对先进的生产关系，所以要予以保护。
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地提出了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第一次明确地把官僚资本主义列为“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敌人”。同时也明确，新民主主义革命只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并不反对一般资本主义。
图片来自网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党在接管城市后对官僚资本进行了没收和接管，这在稳定城市局面的初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僚资本控制了全国70%的银行和80%的产业资本%,以及全部的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44%的轮船吨位。
只要把官僚资本这个主要矛盾解决好就相当于把大的框架给支棱好了，剩下的细节可以慢慢完善。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了让这些官僚资本能尽快回复生产，并没有完全打破原先的组织机构，而是维持了原先的组织结构和生产系统，除了极个别的官僚资本头目，大部分官僚资本的工作人员都按照“原职、原薪”保留了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官僚资本的企业都在2-3个月内就能被顺利接管改造为国营企业并恢复生产。
另一方面，在上海实施军管，临时性的强制关闭证券交易所，严厉打击金融投机行为，并重点核查官僚资本的隐形资产，比如以他人名义隐匿存储在银行或钱庄的现金或股份。
不难想象，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不少银行和钱庄还是抱着国民党说不定能打回来的心思，帮着那些人隐匿资产。针对这种情况，军管委揪出了几个典型，并在新闻媒体上予以公告，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
比如1950年1月14日《新闻日报》就刊登了题为“敦裕钱庄、大业公司隐匿官僚资本案判决：没收孔匪两起财产，豪门走狗顾心逸兄弟蓄意与人民为敌，各处徒刑三年分别科罚金6亿、4亿元”的报道。
图片来自网络
这条新闻简单概括来说就是敦裕钱庄和大业公司帮着孔祥熙和孔令侃隐匿资产。刚开始的时候，军管委的金融处要求各金融机构自查清点资产，并严令不得转移隐匿官僚资本。
敦裕钱庄和大业公司表面上很积极，可实际上却通过各种手段帮着孔祥熙父子逃避审查。终于，在敦裕钱庄增资注册准备重拿营业执照的时候露出了马脚。
军管委金融处在核查增资资金来源时发现这些资金来自于钱庄变卖的暗账，而这些暗账正是孔氏父子在钱庄中的资产，属于典型的官僚资本。
随着案件的深挖，军管委又发现顾心逸兄弟所经营的大业公司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企业，而是孔氏父子投资的，顾氏兄弟只不过是代理人而已。
经过严谨规范地核查，最终确认敦裕钱庄74%的资产属于官僚资本，大业公司全部资产都是官僚资本。
据统计，1949年6至12月期间因违法受处罚的行庄达84家次，包括警告26家，罚金18家，责令撤换负责人2家，停止票据交换若干天22家，勒令停业16家。
但是敦裕钱庄案让军管委意识到，仅靠单纯的市场整顿没有办法遏制那些心存侥幸心理的、贪心的资本家。所以，敦裕钱庄案作为典型成为上海解放初期金融业第一例刑事案件，在同业与社会中引起极大的影响。自此之后，对官僚资本的接管和改造得以顺利进行，金融秩序得以逐步恢复。
我们必须注意到，对官僚资本的清理和改造是需要时间的，而且这个时间还不短。在与这些资本家斗智斗勇的同时，城市居民的生活基本保障问题也要解决。
具体一点说就是要解决恶性通货膨胀的问题。
03
农村支援城市
兵荒马乱的年代，人心惶惶。我们从现在往回看知道全国解放之后，政局就稳定了，可身处那个时代的人可搞不清楚到底时局要乱到什么时候，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充满着恐惧。
因为长年战乱和自然灾害，各类生活物资紧缺，1949年，全国牲畜比战前减少了1/3，粮食总产量由战前最高年份的1.5亿吨下降至1949年的1.12亿吨，棉花产量由1936年的84.9万吨下降至1949年的44.4万吨，1949年12月中旬，华东和华北受灾，导致华东缺粮11亿斤，华北缺粮18亿斤。
在这种大背景下，城市里稍微有点门路的人都在通过各种方式都在囤物资。有的人是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极端情况，有的则是纯粹为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
结果就是物资被大量囤积闲置，市面上买不到东西，于是商品价格疯涨，价格疯涨又更加刺激了不法商人囤积更多物资，市面上的商品更少，价格更高，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据统计，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12月的一年里，石家庄、北京等13个城市批发物价的综合指数上升达73.84倍，最高如石家庄上涨达85.4倍，较低的如郑州也上升65.83倍。天津以1949年3月为基期，到年底物价上升了35.18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军管委首先通过强制手段严令禁止投机倒把，但明面上的好控制，私底下的非法高价交易却是屡禁不止。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是废除了金圆券，推行人民币，然后为了稳定人民币的币值，开始调拨物资与囤积居奇的商人决战。决战的重点放在了“两白一黑”上，所谓两白指的是大米和棉花，一黑指的是煤炭。
这三样东西关系到老百姓能否吃饱穿暖，属于最基础的生活物资，只要它们的价格能打下来，物价就能稳定住，老百姓就不会乱。
但是这些东西城市都不能生产，全靠从农村调拨，这就需要得到农村的支持，但是如前面提到的，因为战乱加灾荒，在那几年农村日子也不好过，为啥农民还愿意把这些东西供应给城市呢？这就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了。
其实土改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国的第一部土地法就是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从1928年到1931年，一边改革一边摸索，形成了“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一整套土改政策。
井冈山的土地改革
这套土改政策，激励了广大农民，对于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是毕竟这是第一次土地改革，期间也出现了一些偏差。
比如王明就主张“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田”，也就是说，经过土改，贫下中农都分到地了，原来大地主反而一点儿土地不分给他，原来的富农分到的也都是坏田。
这种过“左”的政策将地主和富农彻底放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不利于建立统一战线。所以在抗日战争期间，这种政策又进行了调整，改为了“减租减息”，鼓励地主和富农参与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去。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减租减息”的政策还延续了一段时间，到了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对土地政策又进行了调整。
五四指示（图片来自网络）
这次的调整主要是鼓励通过清算、有偿的方式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主要针对的是大地主，中小地主作了较多的照顾，富农基本维持现状。
到了1947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形势又发生了变化，为了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支持解放战争的积极性，党中央经过仔细研究和慎重考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这次的《土地法大纲》明确地提出要“耕者有其田”，规定要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
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写道：“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
经过两个多月的冷静观察和总结，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对土改总的指导思想作了更完整的表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土改的全面推进，让广大农民产生了极大的革命热情，也自然而然地要积极地去捍卫自己的革命成果。在这样的背景下，解放军屡创奇迹。虽然咱们没有飞机卡车，但依靠农民的独轮车，硬是推出了一场场战斗的胜利。比如淮海战役，每一位解放军战士背后就有38名农民给他提供物资和供给。
看到这里，您可能会问，即便在解放战争时期农民确实帮助了解放军，也不代表在建国后农民就乐意把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提供给城市啊，毕竟解放之后农村已经稳定，土改的成果已经保住了，凭啥要求我勒紧裤腰带去帮着城市里的老爷们呢。
要解释清楚这些就不得不提到土改时的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土地的自由流转。
04
巧妙的土改政策设计
在土改的政策设计中，明确土地所有权归国家，但农民有使用权，而且可以自由流转。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个原则促成了农村去支援城市。
按照当时的土改政策设计，叫做“生不增，死不减”分田到户之后你们家就这么多田了，不会因为你家添丁了就再给你分土地（因为土改进行的比较彻底，基本上也没啥空余土地了）。同样的，你家如果人少了，也不会把你给收回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然发展，必然有的家里田不够种，有的家里田太多。这时候“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所谓“土地可以自由流转”，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农民间可以买卖土地了（当然了，指的是使用权）。这就激发起农民积累财富的意愿。
怎么积累财富呢？当然是把自己种的粮食卖出去啦！自己少吃一口，多卖一点出去，换成人民币，留待以后机会成熟的时候再多买一点土地。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在接管城市后，我们面临的两大难题：一是不法商贩囤积居奇，物资奇缺，政府投入的那一点可怜巴巴的物资投到市场就被那些不法商贩给吃掉了，根本解决不了通胀的问题；二是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印钱，可一印钱，因为物资不足，通货膨胀就更严重了。如果不印钱政府就运转不下去。
可因为农民用大量的白米白面白布换取大量的人民币，印钱就不再是饮鸩止渴的举动，反而变成了一种通过经济手段引导物资向城市流动的手段。多印的钱被广大农民吸收，同时大量的物资被供应的城市，海量的物资直接把那些不法商贩给撑爆了，然后物资价格开始下降，通胀的问题也就跟着解决了，经济和金融秩序也开始恢复正常。
大家如果有关注经济学的话就知道，现代纸币之所以能够通行最主要的还是有国家的信用保障做后盾。通过这一次和不法商贩的对决，人民的信用被稳稳地树立起来,老百姓越来越认可人民币。这不仅仅是一种货币地位的稳固，背后更是对这个政权信心的稳固。
我党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人民币自诞生之日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实施都是物资本位，也就是我生产了多少东西我才发行多少人民币。
而这种物资本位的背后一定是政权要具备生产、调动大宗物资的能力，在这个关键点上，土改政策，尤其是“土地可以自由流转”这个原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再总结一下，建国之初，我们接管城市面临财政入不敷出和物资短缺、通货膨胀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不印钱，城市运转不起来；印钱就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
这时候在土改政策的激励下，农村和农民站了出来，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支撑起政府超发的货币，把海量的物资供应到城市确保我们打赢了这场经济战场上的立足之战。
